3天出剧本8天成片…这部安倍刺客传记片,是83岁日本传奇导演的革命行为艺术?
3天出剧本8天成片…这部安倍刺客传记片,是83岁日本传奇导演的革命行为艺术?
3天出剧本8天成片…这部安倍刺客传记片,是83岁日本传奇导演的革命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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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从筹拍开始就话题性巨大的日本电影,终于出现有中文字幕的网络资源,这就是“安倍刺客”“日服第一男枪”山上彻也的传记电影《革命 1》。
《革命 1》的运行过程堪称传奇。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83岁的足立正生火速决定启动影片创作:三天内写出剧本初稿,八天内完成拍摄,花费仅700万日元,神奇地赶在9月27日现首相岸田文雄为安倍举行国葬当天,放映了《革命 1》未完成的50分钟剪辑版。同年12月24日又完成了75分钟的定剪版。
中国网友对于这部影片的关注热度不低,这中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倍作为日本右翼修宪派政治家,不受我国舆论欢迎,故而对他的被刺,大伙多少抱着一些“看乐子”心态。而安倍被刺案要被拍成电影赶在国葬日之前上映的消息,早在当年9月就已在中文网络广泛流传。
而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23年12月,《革命 1》也亮相了北京国际短片联展展映环节,映后,导演足立正生也和中国观众进行了连线交流。
不过反过来,《革命 1》在日本国内的舆论环境并不算特别乐观。因其反建制、反对自民党当局试图通过国葬仪式将安倍“神圣化”的拍摄动机,以及对刺杀者的同情态度,影片在日本争议很大,放映反响虽然不错,但规模只限定在少数城市和场馆的“路演”中,几乎变成小范围的政治集会了。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耸动、吸睛的电影计划,这样一次迅疾、果断的介入行动,非激情澎湃、战斗力旺盛的“奇人”不能做到。这样危险激进的反右翼题材,也只有身兼极左翼大佬、情色电影专家、肉身支持巴勒斯坦28年的前日本赤军“恐怖分子”等多项身份的足立正生,才最有资格拍。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位传奇极左翼电影人拍《革命 1》的强烈动力从哪里来?他对山上真实经历的改编展现了自己过往电影和革命生涯的哪些印记?他如何看待“拍电影”和“搞革命”这两件崇高事业之间的联系?刺杀事件折射的当今日本社会不安因素是什么?
搞艺术=搞革命,足立正生的人生传奇
搞电影搞了几年就去中东搞革命,并且一搞就是28年的足立正生,很有可能是全球所有在世电影导演中,人生经历最传奇的一个。
他1939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大学时期在地下实验电影界声名鹊起。随后,足立被引介给“日本新浪潮”名导大岛渚和情色电影新锐若松孝二,既给他们当编剧,自己又当导演。
1960年代是各类左翼青年运动席卷世界的红色年代,也是多国电影新浪潮蜂起的创造年代。
在日本,传统制片厂体制步入下行轨道。在当时产量爆发的独立或半独立情色电影中,抒发愤怒和苦闷、释放毁灭性美学和快感、追求无政府主义自由的成分超过了色情展示的意味,因而和怀有激进思潮的年轻观众联系紧密。
足立正生的电影在此之上还加入大量超现实狂想和政治符号批判。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位日本地下电影界的革命者。
1969年足立正生拍摄了纪录片代表作《略称:连环射杀魔》,标志着足立转向以激进形式诠释严肃题材,开始进行理论思辨和社会行动双线的“摄影机—手枪”探索。
在1971年和若松孝二游历巴勒斯坦后,足立毅然决定放弃拍电影,同年拍摄了宣言式的革命纪录片《赤军-巴解人阵:世界战争宣言》,正式投身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次年追随重房信子带领的左翼激进组织日本赤军前往黎巴嫩,从此开始了包括为赤军担任政治委员和发言人以及坐牢在内,28年的中东生活。
因极左组织进行了一系列过激恐怖活动,逐渐失去日本和国际舆论支持,赤军实际到80年代末就已后继无力。足立正生也于1997年被捕,2000年被遣返回国。
这就是足立简略的一幅“传奇肖像”:一位典型的“60年代理想主义之子”,日本极左浪潮时期的硬骨头,将28年生命奉献给外国解放运动的实干猛人;政治立场反国家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美日安保条约,反战的同时却同情和支持被压迫者的暴力反抗,艺术风格充满批判一切的愤怒和超现实的狂想。
老革命火速拍成,安倍事件的机会必须珍惜
获释后重返影坛的足立仍然时不时写剧本、客串出演、接受海外影人和学者的拍摄或访谈,但由于那段极左翼历史本身的争议性以及足立本人作品风格的激进性,筹钱拍片并不容易。
《革命 1》仅仅是二十多年来足立执导的第三部长片。他在第一时间得知安倍被刺的情况下就决定拍片,固然是冲动创作,但也是因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而做出的斗争行动。正如他曾反复阐述过的独特世界观:艺术创作和政治活动不存在任何分别。
同时刺杀事件对于足立,也是天赐良机。
当下的世界虽然战火频仍,但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汹涌程度而言,肯定远比不上足立活跃的60年代,变得平静、“无聊”了。而日本国内对昔日极左浪潮的兴趣也消散已久,包括老友若松孝二也拍摄了反思性质的《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这样的大环境难免会让足立这样的“老革命”觉得幻灭迷茫,不知该做什么。
这时安倍被刺这件大事出现,给了波澜不惊的日本社会一点小小的混乱震撼。乱世弄潮儿出身的足立,平日里已经很难闹出动静,却正适合在这个时候发挥。同时,刺客山上彻也所阐述的“因反邪教所以反安倍”的动机,也正合足立口味。
1980年出生的山上本来家庭富裕,但4岁父亲自杀,母亲成为被广泛批评为“邪教”的韩国“统一教”信徒,为教会捐献散尽家财,家庭陷入困窘,导致他没能上大学。山上的哥哥长期与淋巴瘤作斗争,单眼失明,因无法承担费用和痛苦,于 2015 年自杀身亡。
山上在经历一系列挫折打击后,认为统一教会是毁掉他人生的罪魁祸首。在发现杀掉身在韩国和美国的统一教会高层并不现实后,他得知安倍晋三及其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对“统一教”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终将目标锁定为安倍。
其实“第二代信徒”问题在日本一直存在,由狂热宗教信仰的父母抚养下成长的儿童,由于面临疏忽照顾、儿童虐待、心理、学业、金钱及自立等难题,很容易陷入人生困境,但长久以来很少被主流舆论关注。山上的刺杀行为,割开了日本社会的一道口子。
当足立得知山上的动机阐述时,他这么说:“这件事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我想象着山上在开枪前必然经历的艰辛,我意识到日本的政治现状给年轻人带来了一种被困的感觉。我觉得有必要在电影中揭示这样的情况。”
为了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社会批判,也是为了重温自己当年“拍电影—政治运动”合一的革命家风范,因此《革命 1》拍摄和上映的神奇经历,应该被看作足立正生这个老左派竭尽全力的“最后一舞”。
制作贫穷粗糙但充满独立精神,
改编夹带不少60年代“私货”
《革命 1》流出资源后,慕名前来观看的观众反应不一。但说实话,看豆瓣评论区,感到失望的声音占了不小比例。
一方面是因为山上的事迹和动机大家都已经了解比较清楚了,电影中的“发掘”已不再那么有新意;另一方面更关键:《革命 1》的制作,也实在太粗糙贫穷了。
其实足立在六七十年代拍的,大多都是这样剧本、拍摄和剪辑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低成本电影,但那些电影放到如今来看,可以看出“省钱”,但视听质感并不廉价,甚至还很漂亮、高级。胶片质感的加持,没那么重视同期声音效空间感和层次的大环境,是两大原因。
足立正生1971年执导的《滔滔不绝的祈祷者》
到了当下的数字时代,情况就大有不同。作为一部制作过于捉襟见肘的独立电影,《革命 1》的视听质感真的就和随手拍的家庭录像差不多,足以令不少习惯了精致视听的观众不习惯了。但对这方面过分苛求也不现实,谁让足立只能拉到33万人民币的投资……
《革命 1》真正的看点,在于其中饱含着的老派政治激情,以及呼应足立自身批判立场的改编。
首先,《革命 1》和导演1969年名作《略称:连环射杀魔》内含的精神几乎一致:以犯罪者中心叙事探究其个人史,揭示他们的苦闷和虚无,使得观众产生一定程度的同情,从而批判体制、环境、社会的压迫,甚至认为,反抗性的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法的。这就彰显了本片对足立创作生涯“一贯性”的体现。
但更要紧的,还是足立正生在改编剧本中给山上彻也注入了太多导演本人的政治观点和信念。
山上刺杀安倍是因为反邪教,这个动机举世皆知,相当单纯。但足立正生还“添油加醋”,给山上彻也安排了许多“私货”。
比如片中山上父亲的同学是参加日本赤军发起的特拉维夫机场扫射事件的三人之一,有革命经历。这给《革命 1》加上了一层五十年前的红色背景,使之不再是单纯孤立的当代刺杀,而多少有暗示山上是古早极左运动“同路人”的意思。
足立本人说“山上父亲认识三人之一”是“在调查中获得的信息”,但是不是真有其事,只有他自己知道。
又比如,足立为山上写了大量独白,在他的动机中加入了反右翼意识形态、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因素。要知道,当年签署美日安保条约的,也正是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这就是属于标准的“政治私货”了。
不过说句公道话,这样的改编不算硬来。因为日韩的右翼反共意识形态本来就和各类宗教牵扯很深,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不仅在两国内部是这样,两国交往中情况也差不多。所以才有《革命 1》中山上批判日本右翼和韩国右翼合流的独白。
此外,足立的改编加入了山上和两位女性的相遇,这点,看过60年代日本青春/情色/暴力电影的观众或许不免会心一笑:这是昔日激进电影中“女性拯救者”的标准模板,看来足立正生五十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变。
总而言之,足立正生“随心所欲”地把山上塑造成了一个60年代的标准左翼青年,同时把《革命 1》拍成了一部和五十多年前青春电影无异的“复古制作”,大量独白,暴力阴郁,充满青春的苦闷和誓要砸碎不公的火气。
你可以说足立正生“歪曲原型”,但完全不加再创作的传记片是不存在的。这个疯狂、激情四射、饱经苦难的传奇人物,一直在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是这个广泛“去政治化”的日本乃至电影界的奇观遗迹。
至于电影本身的粗糙、直白、过于主题先行,其实放到未来回顾,可能也都不那么重要了。
在足立“拍电影=行动”的个人哲学指导下,他又抓住机会做出了一次很猛的突击行动,在晚年又为自己的革命人生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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